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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公司,請逃離一線城市    

本文來源:第一財經月刊

原文標題:技術公司該不該“逃離北上廣”?

本文作者陳暢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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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上海的天際線,要看黃浦江;北京的天際線,要看東三環;深圳的天際線,則要看深圳灣。繞著深圳灣一圈,在雄偉林立的高樓里最璀璨的,恐怕當屬位于后海的深圳灣一號。

    深圳灣一號是由邁瑞醫療董事長徐航旗下的鵬瑞地產公司主導開發,總共只有8棟樓,除了一棟350米高的環球商務中心和一棟寫字樓以外,其余的6棟樓都是公寓住宅。房價一度被炒到接近30萬/平米,這讓它力壓上海的湯臣一品,成為國內豪宅領域的“樣板房”。

    緊挨著深圳灣一號的西北側,便是深圳這些年傾力打造的后??偛炕?,騰訊、阿里巴巴、華潤、中海油、中投證券等80多家企業的各種“總部”坐落于此,摩天大樓櫛次鱗比。而這些企業提供的眾多高新崗位,是支撐周邊動輒12萬、15萬甚至20萬/平米高房價的核心。

    能在這個寸土寸金的地方擁有一棟自己的總部大樓,顯然是件很有面子的事。2016年,深圳一家做專網通信的公司,豪擲18個億在后海買了一塊地,建設“研發總部大樓”。

    除了拿地成本,全部建筑安裝加起來,總造價達到30億,建筑面積足足有10萬平米。

    不過,黃金地段給公司帶來的除了面子,就只剩員工面對高房價的壓力了。假設這家公司的員工坐公共交通上班,在單程30分鐘范圍內買房,最低房價7萬,在單程1小時范圍內買房,最低房價5萬。

    一個普通的程序員,買5萬/平米的兩房,最少也需要400萬。而按照行業內一線研發人員每天加班2小時左右的最低標準,早上7點起床,晚上9點回家,背兩三百萬的貸款,每天擠兩個小時的地鐵,基本談不上什么生活質量。畢竟新聞聯播都不能準時收看,就更別提生二胎了。

    這家公司并非個例,而是很多一線城市社畜的現狀。在上海上班,房子買在太倉、昆山甚至蘇州的比比皆是,一趟通勤下來,公交車、地鐵、高鐵和共享單車一個都沒拉下。畢竟老板只要拋點兒股票,就能在周邊買套房走路上班,普通員工就只能享受996房奴的福報了。

    決定一座城市房價的,往往是收入的天花板而不是平均數,比如上海張江盡管是科技人才的聚集地,但張江房價的定價權卻掌握在能夠套現股票的企業高管手里,而不是格子間里加班的普通員工。把研發中心搬到房價物價相對低廉的二線城市,似乎是一個可行也必然的決定。

    早在2012年,馬化騰就在深圳一場IT論壇上明確釋放了一個信號:出于員工的生活壓力,騰訊正在考慮把企業布局向二線城市轉,在二線城市增加研發中心。要知道,當年深圳商品房均價還“只有”2萬/平米。

    兩年后,騰訊在成都設立了天美游戲工作室,接著便誕生了“天天”系列產品,以及長期霸榜的《王者榮耀》。華為投資總額高達400億的最新研發中心也沒有放在張江,而是選擇了與蘇州交界的上海青浦,房價連1萬都不到。這其實說明了一個道理:科技研發不必執意留在一線。

    華為的一位高管曾算過這樣一筆賬:公司在北上廣深核心地段拿地不難,但假設員工坐公共交通上班,單程30分鐘內最低房價7萬,單程1小時內最低房價4萬,年輕員工要么買貴的房子背不起房貸,要么買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,何談奮斗?

    “一線城市人才多”是科技公司扎堆去一線時,最常見的一個理由,但當華為和騰訊都往二線城市搬的時候,出手豪邁的科技公司的老板們是不是也應該捫心自問:你們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高科技,非得在房價10萬/平米的地方硬撐?

    頗有諷刺意味的是,在華為青浦研發中心開工的兩個月前,豪擲30億蓋樓的那家深圳公司,將總部大樓以25個億的價格賣掉,用來補充自己愈發緊張的現金流。

    在中國產業升級,中美關系緊張的大背景下,科技公司未雨綢繆、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遠遠大于豪情一擲。把研發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線城市,不光是企業成本控制的理性選擇,也是在一線城市房價長期走高的當下,對寒門員工們的一種負責。

    企業研發中心到底是堅守一線還是轉移二線,考量的不僅是決策者的能力與視野,還有他們選擇“為誰發聲”的決心。

    隱身的二線城市

    工程師和程序員買不起房,并非中國特色;科技公司往小城市搬,在全球范圍內也有跡可循。

    2019年,紐約市中心一套公寓的平均中位數是169萬美元,市民平均月收入中位數4500美金,要想在紐約買到一套房,需要美國房奴不吃不喝還貸整整31年。硅谷也好不到哪去,“59%的科技工作者都認為硅谷房價太高”,一度是推特和reddit上的熱門話題。

    面對大城市的高房價,美國人民拿出了實際行動:《SeattleTimes》報道,休斯頓每年有大約10萬人流出,洛杉磯有大約11萬人流出,紐約則是20萬。

    昔日汽車行業霸主通用汽車,也曾受困高房價高成本,不得不把IT中心搬到了沃倫、奧斯汀和亞特蘭大。有著南方硅谷之稱的亞特蘭大的房價,大約只有紐約的三分之一。而美國近幾年人口凈流入最多的城市西雅圖,房價中位數也只有紐約的41%,聚集了波音、微軟、亞馬遜的總部,以及谷歌、英特爾、IBM的研發中心。

    在2018年的美國財富500強中,達拉斯和雙子城這些美國的二線城市,企業總部數都高于舊金山、洛杉磯等超大都市,60%的企業總部分布在六大都市圈以外的地區。

    貧富差距相對較小的歐洲,高科技公司也呈點狀分布。英國最大能源公司BGGROUP總部只有兩條主干道的溫莎;歐洲最大航空發動機企業羅爾斯-羅伊斯總部位于距倫敦183公里的德比。大眾總部在沃爾夫斯堡扎根時,這座城市人口才剛剛突破十萬,只有一個私人和企業用途的支線機場。

    近兩年成為網紅的光刻機霸主阿斯麥(ASML),誕生于僅有四萬多人的荷蘭小鎮費爾德霍芬,與其在半導體領域舍我其誰的地位格格不入的是,阿斯麥總部門口到現在還是一片荒地。

    相比之下,能有這種意識的國內高科技公司,大概也只有華為。早在90年代,華為就將總部搬到了遠離深圳市區的龍崗坂田,2018年又搬到了深圳和東莞之間的松山湖。

    在2010年之后,華為在一線城市拿地成本也極少超過2000元/平。不過即使這樣,華為仍然不停地將研發中心向二線城市遷移。

    然而除了華為,扎堆一線始終是國內科技行業的主旋律。離開了北上廣深,基本意味著與互聯網、高收入以及大平臺絕緣。2020年8月,《財富》世界500強榜單發布,大陸地區共計117家企業入選,首都北京以55家的數量獨霸半壁江山,北上深三地更是占據了中國榜單數量的三分之二。

    但另一方面,在北上廣深安居又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,脫發、996和35歲下崗完美詮釋了一線城市內卷精英的獨特文化。強如柯潔,也需要打贏一次三星杯,才能在北京二環勉強買一個衛生間。

    逃離北上廣也成為2016年的年度熱詞的背后,是源源不斷的青年精英,被一臺名為理想的抽水機推動著流向超一線,然后在榨干最后的精力之后,又被送還老家。

    與歐美不同,作為承接一線城市產業溢出的二線城市,卻長時間隱身在中國科技版圖之中。在《財富》的世界五百強的榜單之中,即便是以高校眾多、產業基礎雄厚著稱的西安與武漢,上榜的企業總數也僅有三個。

    當年小米為了說服員工從北京搬去武漢,一度推出了三萬元的搬遷補貼。按小米目前在武漢2000多人的規模,假設有一半員工來自北京,就是3000萬元的補貼——四舍五入一下就是一個億啊同志們。

    背后的原因顯而易見,對年輕人來說,一旦選擇回到二線,也就意味著容易同時面對職位與薪水雙降的困境。

    二線城市的隱身,有著過去資源向大城市抱團聚集的歷史原因,但隨著二線城市產業和生活條件都迎來拐點,高科技產業落戶二線,人才在二線城市安居也不再是個偽命題。合肥“風投治市”的躥紅,中西部網紅城市頻出,絕非偶然。

    對企業來說,要想讓員工安心奮斗,還是得有個二線革命根據地。

    四座大山

    高房價毫無疑問是推動華為和騰訊搬遷的重要因素,但倘若房價低就能建立起產業優勢,那么中國的科學技術高地應該在鶴崗。

    人們擁擠高房價城市的背后,還是對房價背后優質配套資源的心動,代表性的就是住房、交通、教育、醫療四座大山。而過去十幾年二線城市的發展,算得上是一部移山史。

    如果以高樓數量來衡量一座城市建設的基本面貌的話,GDP僅排在全國第50位的廣西省會南寧可是非常驕傲。這里超過150米高的大樓,有51座,位列全球第23名,把只有41座高樓的北京踩在腳下。

    而交通便利方面,最初是京滬高鐵“一枝獨秀”,而如今南京、武漢、鄭州、合肥等二線省會城市都成功卡位“八縱八橫”戰略的交通節點。地級市桂林更是有9個高鐵站,通往一百多個城市。

    2010年后,二線城市又掀起了地鐵建設高潮,成都僅今年就將新增216公里的地鐵里程,屆時將一舉超越廣州,位列全國第三。

高鐵、地鐵、高速等等交通設施建設,在省會和周邊地級市之間形成了“1小時城市圈”、各省會之間又形成了“3小時生活圈”,一步步縮小著和一線城市的交通體驗。

    而在5G等通信設施的發展上,成都、杭州等城市更是與北上廣深同步進行,刷視頻、看直播、玩游戲的高效體驗,將不分一二線地界。

    名震全國的“醫療天團”里,除了“北協和”在北京,“南湘雅、東齊魯、西華西”則分位于長沙、濟南和成都。而復旦大學公布的中國醫院百強榜中,西安、武漢、杭州、重慶、南京等二線省會,都在全國頂尖醫療資源中占據一席之地。而二線城市更少的人口,反而讓資源更加平均。

    在教育環節,除了杭州相對拉胯,南京、武漢、西安、成都這些二線省會的高校資源并不落后,211高校數量幾乎和上海持平。

要知道在華為發展初期,大量的工程師不是來自清華,也不是交大,而是位于武漢的華中科大。華為17名高管中,來自華中科大的占據4席,位列第一,搞得華科一度以華為“娘家”自居。南京的東南大學則是華為20多年的合作伙伴,華為也是東南大學畢業生就業人數最多的單位。

    除了高等教育,二線城市的基礎教育資源其實也不弱。重慶的巴蜀小學、南京的瑯琊路小學、鄭州的省實驗、長沙的實驗小學等等也都位列全國最佳小學前十五。在高中組,重慶的巴蜀中學和長沙的師范附中算是全國馳名,成都更是有兩所高中位列全國前十,搞得黃岡和衡水很沒面子。

    所以,成都不僅僅鴛鴦樓、重慶不僅有解放碑、長沙不僅有茶顏悅色,這些二線城市更是有一整套不斷完善的生活環境。要知道,LV國內最大的旗艦店,是在成都的IFS。

    2017年,還沒演真還傳的老羅把位于北京、深圳等地方的行政、研發、設計等總部管理部門一塊遷入了成都,他本人還在成都買了自己的第一套房。搬到成都后,羅老師談了兩點感受:一是同樣是保利的房子,成都比北京那個好得多,北京15萬,成都才2萬[1];二是和成都太古里相比,北京的太古里“土多了”。

    歸根結底,二線城市之于科技公司,其實是一個“三缺一”的狀態,房價低廉、生活便捷、基礎設施完善,就等大老板們拎包入住了。

    集群與需求

    對科技企業而言,員工在二線城市買得起房、養得起家、最好能生二胎很重要,但企業自身的生存和發展更重要。通常而言,科技研發有兩大“引流器”:產業集群和需求市場。

    產業集群是研發的試驗田——格力15個研發中心全在珠海,絲毫不影響董大姐追逐“核心科技”。而合肥引入京東方,就是“產業-研發”循環驅動的經典。合肥依托美菱、榮事達等本土公司和政策引導,吸引了美的、格力,成為家電之都。而后又依靠彩電集群,引入了面板產業。

    京東方不僅將產線帶到了合肥,也將研發落戶了這里。畢竟每天和家電企業打交道,才能更敏感判斷行業的趨勢。而合肥面板產業集群,又促進400公里的南昌發展起了VR顯示產業,世界VR大會更是永久落戶南昌。緊接著,阿里、華為和微軟,相繼在南昌組織起了研發隊伍。

    而對于互聯網企業而言,前往二線城市、利用產業集群,確實更有必要。之前大家的聚焦點都是C端消費者,現在的流行詞匯是“產業互聯網”,服務對象是B端企業,最典型的例子,便是直播改造義烏小商品的銷售模式。

    產業集群恰恰是二線城市的優勢所在,溫州是皮鞋、打火機產業集群;平湖是毛衫產業群、海鹽是光機電產業群、汕頭是皮具集群。國內市場11%的文具都出自寧??h;南通家紡產業線上線下市場交易額超過2200億元,占全國半壁江山。

    誕生了“挖掘機指數”的長沙,在工程機械領域匯集了三一重工、中聯重科等4家工程機械50強企業。產業互聯網要到二線城市去,其實是一個肉眼可見的大趨勢。

    引領科研的第二個要素便是需求。新技術發展初期,需求往往集中在一線城市,比如Web時代,會上網、要上網、以及能負擔起費用的,基本都在一線城市;而隨后興起的互聯網生活方式,也都需要從一線開始慢慢試錯、發展,隨后向全國普及。

    如今,互聯網公司天天談論的都是怎么深入田間地頭,二線城市甚至成為業務的加速場。

    2017年,美團推出打車新業務,首站便是南京。而滴滴進軍外賣業務時,三大城市也是無錫、南京、泰州。而共享電單車業務,則更是一線城市罕見,二線城市喜聞樂見、戰火連連。而鄭州餐飲業的總收入突破3000億元,穩居全國第四。既然主戰場就在二三線城市,需要快速響應的研發,也要靠近前線。

    除了牽引研發的產業和需求之外,二線城市的研發支撐也在改善。為互聯網公司提供云計算支撐的數據中心,就形成了北內蒙古、南貴州的雙核心網絡。而蘋果、阿里都公司的數據業務,都相繼選擇了貴州。

    產業集群優勢、需求市場壯大、數據中心擴散、5G網絡建設等等要素,都在抹平一二線城市之間的生產要素的差異??萍脊颈几岸€,不但有完整的配套設施,也是一種產業發展的趨勢。對員工來說,在二線城市工作,買房養家是小事,能少掉幾根頭發善莫大焉。

    產業升級

    工程師和程序員想去二線發展,科技公司有必要去二線落戶,二線城市同樣也迫切需要高新產業。

    九十年代財稅改革以來,伴隨著城鎮化建設大潮,“賣地”成為了地方財政的重要收入。2010到2017年,土地出讓金在地方基金性收入中的占比持續維持在80%左右;2018年,地方土地出讓收入達到了史無前例的6.5萬億,占到了當年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66%。

    單純依靠“地價漲---房價漲---GDP漲---地價漲”的內循環,在過去十幾年非常好用,但是走到現在已經快走不通了。

    一方面,房貸占居民收入比已經高達63%左右,高房價抑制消費早已老生常談;另一方面,房地產投資對經濟促進效應是“倒U型”的,而目前已經逐漸趨于“臨界值”——即擠出效應超越拉動效應,加之調控政策的嚴格執行,地方政府已經到了尋找新收入模式的關鍵時刻。

    近期躥紅的合肥顯然是這個班級里的尖子生,無論是頂著壓力拿下的京東方,還是存儲芯片領域殺出的黑馬合肥長鑫,抑或是今年剛用70億引進的蔚來,都是“風投治市“威名最樸素的詮釋。

    作為一個在2000年仍排在全國82位的城市,合肥依靠著一次次“產業豪賭”不斷挖掘著發展的第二曲線,實現了經濟逆襲,自然被很多地方奉為圭臬。然而,這套模式學起來并不容易。

    早在2005年,江西新余就從僅有的18億財政中拿出2億補貼引入賽維光伏,但隨著光伏熱退潮,賽維兵敗如山倒。7年后,當年到期的5億債務還得動用省財政基金用于償還,危機爆發時直接造成新余市財政收入下降13.5個百分點。

    2016年,江蘇淮安引入投資額450億的芯片公司“德科碼“,但花光了政府出資來買設備、挖人后,項目居然就爛尾了[2]。2017年,武漢市投資了百億元的半導體項目“武漢弘芯”,三年后便停滯了,土木都沒有完工。而投資了40億元的南陽政府,只換來了一個“喝水就能跑”的青年汽車。

    合肥模式的成功,既有“產業配套+長三角城市群區位+高校研發”的科學打法,但也不可避免有“風險”投資的概率成分。二三線城市拿著納稅人的錢參與博弈中,能力和運氣都非常令人擔憂。相比之下,承接科技企業的研發中心、公司總部卻是一個事半功倍的好買賣。

    研發中心帶來的不僅是GDP,更是生生不息的人才。2017年,教育培新機構“尚德”入駐武漢光谷,打頭陣的只有一個10人組成的人力資源團隊,但如今尚德在武漢買下了3棟大樓,在崗人數超過4500人;而在線教育公司“猿輔導”入駐不足兩年,員工已超過5800人。

    “互聯網+教育”產業不僅有望讓武漢成為僅次于北京的第二高地,更會通過科技外溢帶來無限可能。引入科技企業、留住未來人才的思路,也并不是新鮮事兒。地方政府也都動過心思,但并不是所有科技公司都感興趣,畢竟要考慮到異地管理、經營的難度、壓力。

    然而,一場突如其來的疫情,正改變著科技公司的想法。

    飛書、釘釘、企業微信等工具的快速迭代,大幅改善著遠程管理的效率。甚至有網友擔憂,當老板發現不需要豪華工位、不需要高額差旅費也能完成業績時,福利下降該咋辦。海外科技巨頭也在適應新趨勢,推特、微軟都宣布部分員工可以無限期居家辦公。

    用二三線城市的低成本,完成一線城市的管理、經營效果,對于科技企業而言,就兩個字:真香。

    今年前三季度,地方財政收入增長乏力、部分城市甚至出現了大幅下滑,如何守住地方財政的“錢袋子”,便成為急需作答的大題。如果在以前,承接科技企業研發中心只是一個備選項,但在土地財政、風投模式、疫情沖擊的多方要素影響下,“承接高科技產業轉移”已經是一種大勢所趨。

    尾聲

    2016年9月,俗稱“中國天眼”的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正式落成啟用。這個項目于1994年提出,2001年正式立項,直到2011年才開工建設,總投資額高達6.67億元。啟用整整2018年,《科技日報》刊發了一篇新聞,標題很有意思:“中國天眼”10萬年薪難覓駐地科研人才[6]。

    文章中稱,科研人員“需三班倒輪流值班”、“會和家人長期分居兩地”,而且“手機不能帶”、“無線網絡也不能隨意使用”。在這樣的條件下,“表現優秀者可入編”,工資加駐地補貼每年“可以達到”十萬元左右。對于缺少人手的情況,工作人員接受采訪時的回復是:搞科研不能急功近利。

    前段時間,華為挖角某半導體公司又上了熱搜,互聯網上的評論大多沒怎么提狼性文化的事,畫風反倒是“但凡給足了錢,也不怕華為挖人“。差不多同一時期,華為還搞了個大新聞,標題簡單粗暴:華為招聘博士年薪200萬。

    華為內部刊物記錄了很多奮斗故事:在孟買恐襲時堅守崗位、在阿爾及利亞地震時開拓市場、在埃博拉肆虐時簽訂大單。華為能夠在通信領域建立覆蓋全球的影響力,自然有鐵腕管理和奮斗文化,但更重要的,是豐厚的戰利品。

    在基礎科研方面,國內決策的特點往往是重視設施建設、設備采購的投資,輕視大量基層人員的待遇、工資和福利支出。

    能在深山老林數十年如一日堅持科學研究工作的,大多都有宇宙級的情懷、熱忱與犧牲。此前中科院某所90多人集體離職,更是把長期以來科研機構人才流失嚴重的窘境暴露無遺。

    而在應用層面,中國公司重模式創新算是被說爛的梗,不少公司癡迷于華為“狼性文化”,卻往往在戰利品分配上不慷不慨,最終適得其反。

    不久前,任正非三天密集走訪四所高校,談來談去,不外乎是強調基礎科研的重要性。正如他此前的感嘆:芯片砸錢不行,得砸數學家、物理學家、化學家。對于華為來說,給博士開200萬的年薪,實在算不上什么新聞。

    更重要的是,在通信行業披荊斬棘數十年的華為顯然深知,在高科技領域的攻堅中,真的沒有什么可以超車的彎道。

    當下,科技行業自主自強的呼聲越來越高。但中國的產業升級,靠的不是裝潢豪華的研發大樓,不是蒸蒸日上的公司股價,更不是空洞飄渺的口號,而是紅頭文件和頂層規劃背后,一個又一個鮮活的人。

    歸根結底,程序員是人,工程師是人,科學家也是人。他們也想買房、也要養家,也有自己的欲望、訴求和煩惱。讓研發中心和科技公司遷往二線城市,終究只是高房價下的一種權宜之計。我們的高科技產業要實現突破,首先要做的是,不要把基層研發人員當作無欲無求的圣人。

    在“產業升級“這個大命題之下,所有身在一線的研發人員和科研工作者,都是中國最寶貴的資產。無論未來是什么樣的政策導向,解決好他們的后顧之憂,讓他們的付出得到一個合理的定價,才是我們最應該去做的。



參考資料:


[1]、2020年《財富》世界500強排行榜,《財富》中文網,2020。

[2]、歐洲小鎮為何不輸大城市,新華每日電訊,2016。

[3]、房地產研究系列之四:土地財政,源于財政壓力還是投資傾向,民生證券,2019。

[4]、解析江西“新余模式”:一座城市的“豪賭”,中國青年報,2008。

[5]、德科碼危機續:淮安德淮半導體未形成晶圓產能,員工降薪,科創板日報,2019。

[6]、“中國天眼”10萬年薪難覓駐地科研人才,科技日報,2018

[7]、在線教育 “吸金”熱潮來襲光谷欲成獨角獸第二總部聚集地,證券時報,2020。

[8]、羅永浩在成都買了房子,成都房價會受錘子影響?,騰訊新聞,2017。

[9]、京東方以創新領跑新型顯示產業,安徽新聞網,2019。

[10]、VR助力南昌乃至江西經濟變道超車,江南都市報,2019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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